1.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科学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

  答：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刻意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主张，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继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国革命发生及发展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而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在文化上，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这一理论的提出，既科学阐明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区别和政策界限，又独创性地解决了这两个革命的相互衔接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个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全党极大地增强了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2.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高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

  答：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2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兴起，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已超出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国共双方开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这时，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遣周恩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又称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合作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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