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均造成严重危害和负担。随着医学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变，人们开始广泛提倡疾病治疗“关口前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发展方向。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癌症筛查现状不容乐观，存在早诊率低、五年生存率低、各地区规范化筛查诊疗水平差距显著等问题，肿瘤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施癌症防治行动，倡导积极预防癌症，推进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恶性肿瘤“防重于治”

  “未病”，主要是指患者身体健康处于现代所说的健康或是亚健康状态，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即为具有肿瘤高危因素或是尚未确诊的肿瘤疑似患者。针对“未病”的治疗是在肿瘤预防或早期治疗层面上开展的干预措施。

  疾病预防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唐代孙思邈也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充分体现了中医在养生保健和疾病防治方面“防重于治”的特色。“未病先防”是肿瘤防治之根本，与肿瘤一级预防相对应，在“未病”阶段对肿瘤患者进行全程管控和诊治至关重要。通过明确肿瘤发生的易患、高危或风险因素，在“未病”阶段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或干预，可在更早期遏制和预防肿瘤的发生，降低其发病率，从而最大程度减轻经济负担和社会资源的消耗。

  “防治未病”首先需深入了解肿瘤的病因及促进因素。目前认为70％～80％的肿瘤是多种因素长期、多阶段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是遗传因素。结肠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

  第二是饮食因素。长期摄入含亚硝酸盐的腌制食品会增加食道癌，胃癌的发生率，饮酒会增加肝癌，胰腺癌的发生风险，含黄曲霉素的霉变食品会增加肝癌的患病风险。

  第三是环境因素。空气中甲醛含量高会增加白血病的风险，吸烟、大气污染等可增加肺癌风险，长期接触放射线会增加甲状腺癌的风险。

  第四是情绪因素。有研究显示，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人更易发生恶性肿瘤。

  另外，具有癌症家族聚集性的人群以及患有黏膜白斑、交界痣、慢性萎缩性胃炎、子宫颈糜烂、结直肠的多发性腺瘤等癌前病变的人群均为癌症高危人群。

  因此，有意识地进行危险因素的防控（如调整生活方式、减少吸烟及职业危害暴露率），或行为学的干预或手术治疗（如对癌前病变的切除）等，可消除或减少高危因素，预防或减少癌症的发生，降低肿瘤发病率。此外，疫苗接种也是预防肿瘤发生的有效措施之一，如针对乙型肝炎病毒和人乳头状瘤病毒的肿瘤疫苗，可以降低肝癌和宫颈癌的发生率。

  肿瘤筛查与早诊早治

  是肿瘤防控的关键

  恶性肿瘤不仅要预防，对其早筛早诊早治更是防控事业的关键所在。

  首先，肿瘤早期筛查对于降低肿瘤发病率至关重要。癌症早期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癌前病变，这对于肿瘤而言也是“未病”概念。一些癌前病变可通过去除危险因素或手术等手段有效治愈，对其及时治疗有助于降低肿瘤发病率，防患于未然。进行有效的肿瘤筛查需确立肿瘤高危人群，根据不同肿瘤的发病因素制定不同筛查方案，在不同地区、国家实施可行的筛查策略；同时，要有效识别癌前病变，并积极探索可有效治疗癌前病变的手段，将肿瘤扼杀在潜伏期。

  其次，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提高其生存率至关重要。例如，早期宫颈癌、肺癌、乳腺癌和直肠癌的治愈率均可达90％ 以上；对于结直肠癌，病变局限于肠壁者5年生存率为90％，有区域淋巴结转移者为60％左右，而有远处转移者则不到10％。

  当肿瘤发展至晚期，患者治疗成本和费用、社会、经济及医疗资源的消耗均巨大，占肿瘤性疾病中的绝大部分；并且尽管治疗手段不断发展进步，但晚期患者药物治疗生存期仍十分有限。因此，治疗晚期肿瘤并非是最经济有效的抗肿瘤策略。将肿瘤扼杀在早期甚至潜伏期，即“未病”阶段，不仅可提高肿瘤治愈几率和生存率，还可显著减轻患者身心痛苦和费用支出，减少社会资源和经济的消耗。可见，癌症筛查是一项事半功倍、一举多得、利国利民，也有利于医疗保障的重要举措，是最具经济学效益的抗肿瘤手段。

  “治未病”理念

  在肿瘤防治中的实施

  癌症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多学科共同协作，需政府、社会、个人等多方联动、共同努力，以集中整合有效资源提升肿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整体水平。

  未来十年内，“城市和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将覆盖所有地区，通过5Ｇ、人工智能等手段推广早诊早治适宜技术，提高基层医院诊疗能力，改变目前以中晚期肿瘤为主的局面，显著改善我国肿瘤高发病率和死亡率现状。

  肿瘤防治新技术的研发

  肿瘤早期筛查的有效实施需一种可在肿瘤临床早期或潜伏期检测出其隐患的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的筛查方法，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治疗。

  目前临床常用的筛查方法，如肺癌的高危人群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肝癌筛查采用甲胎蛋白 （AFP）和超声联合检测，宫颈癌根据年龄选择宫颈细胞学和HPV联合检测，胃镜是筛查早期食管癌、胃癌的首选检查手段；大肠癌采取进行结直肠镜的筛查间隔时间为 10年，粪便隐血试验筛查每1～2年进行一次。乳腺癌建议用超声检查结合乳腺钼靶摄影。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临床急需特异度和敏感性好、无创方便、低成本、适于大规模筛查的方法，以提高恶性肿瘤筛查和早期诊断效率。目前只能依靠多种传统筛查手段联合检测，以提高敏感性和准确性。例如，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描（CT）联合血清肿瘤标记物可明显提高肺癌高危人群筛查确诊率，对合并高危因素的人群应增加筛查频率。

  总之，随着肿瘤相关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技术方法的成熟和应用，在确保准确性和临床有效性的前提下，国内外肿瘤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已取得一定突破。新兴的液体活检技术可在体液中发现肿瘤细胞或相关基因突变，反映肿瘤基因组全部信息，致力于在“更早”阶段发现“更小”的肿瘤细胞。未来多种筛查、诊断技术将走向有机联合、优势互补，形成更加高效、可靠的肿瘤筛查和早诊模式，从而有效推进我国肿瘤防治工作的进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  本文作者  -

  张有为

  肿瘤内科一病区主任

  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担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合理用药专委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多原发和不明原发肿瘤专委会委员，徐州市医学会肿瘤专委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非小细胞肺癌表观遗传学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先后获得江苏省 “333 高层次人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江苏省青年医学人才，徐州市青年医学后备人才等荣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擅长常见实体肿瘤的综合诊疗及药物基因组学指导下的肿瘤个体化治疗。

整理：葛馨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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